前言：2022年開始，生動盟與親子天下合作「產後憂鬱」專欄，透過介紹丹麥、日本、德國公共化的產後照顧服務，看見產後家庭的需求，提升政府和社會大眾對產後憂鬱的重視與認識。期待台灣未來的產後照顧能逐漸從過度仰賴個人家庭資源，到真正落實「0～6歲國家一起養」的育兒政策。
降低產後憂鬱風險，丹麥、德國、日本，產後照顧公共化接住育兒家庭
文：諶淑婷（生動盟理事長）
台灣產婦的產後憂鬱盛行率高於其他國家，儘管衛福部有針對弱勢家庭的孕產婦給予關懷服務，但是3年來的服務個案少，一般產婦也不在照護範圍內。其他國家是如何做好產前、產後照顧，用國家的力量照顧育兒家庭？
去年11月，一名35歲王姓婦女，因罹患產後憂鬱症，以毛毯、塑膠袋悶死年僅2月大兒子後，自殺未果，她在自首後寫下自白書：「寶寶走了…是我害的，因為我根本不了解他，…雖然長輩說是為我好，卻不知道這已經造成我的壓力了，連母乳都沒有了…親手殺了自己的孩子，我對不起他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我想重新來過，可惜說什麼都太晚了。」
在此之前，另一名吳姓婦人因丈夫在外工作、僅週末返家，獨自撐起長子及早產次子照顧工作，罹患產後憂鬱症的她，因感冒多日，忍不住毆打哭鬧的次子致死。她在法庭上說，每天都很負面、壓力很大，直到現在接受治療吃藥，精神、身體才慢慢恢復。吳婦丈夫也替妻子求情，長子很黏媽媽，次子的生活與復健都是妻子一手處理，這些他都不敢做，妻子是很認真的媽媽。
台灣產後憂鬱症盛行率高 缺乏公共化照護
類似的新聞案件總是一再發生，讓孕產婦心理健康與需求議題浮上檯面，可惜討論火花稍縱即逝，直到下一次悲劇發生。台灣女性發生產後憂鬱症機率約為10%～26.8%，在國際間屬於高盛行率的國家，進入孕產期的女性，除了要面對身體和生活的變化，還要承受伴隨而來的母職調適與社會期待。
女性在懷孕和產後的心理健康會影響到新生兒的照護和健康，所以產後憂鬱時常與兒虐問題被綁在一起討論。國民健康署於2017年起以「高風險孕產婦健康管理試辦計畫」，提供高風險及弱勢族群（如未成年、受家暴、偏鄉等等）女性孕期至產後6週的個案管理關懷追蹤及轉介等服務。
但這個政策只針對特殊個案，2017年至2020年5月，僅5,766位孕產婦接受服務。無法進入這個共同照護網絡的一般產婦，在台灣坐月子的傳統下，有些由長輩照顧，或請月嫂到府服務，但近年產後護理機構（坐月子中心）最為盛行。
為了接住產後憂鬱的產婦，心理師謝明慧建議，產後護理之家和月子中心都可以增加相關教育訓練，也可以與治療所合作，當產婦有低潮傾向時，及早轉給心理師，對產婦來說，不用去醫療院所求診精神科，求助門檻也會降低。
其他國家又是如何做好產前、產後照顧，用國家的力量照顧育兒家庭？
丹麥：公衛護士家訪、家長支持團體共同育兒
2019在丹麥懷孕生子的 Tina，因為夫妻倆人旅居國外，對於第一次當爸媽十分緊張。提及丹麥的產後照護，Tina 直言，讓她獲益最多的，是產後72小時來訪的公衛護士（sundhedsplejerske）。
公衛護士會在一年內到產家訪視六次，寶寶剛出生的第一週來一次，接下來是一個月、兩個月、四個月、六個月、十個月，她會檢查寶寶身高體重、餵奶頻率與大小便，提醒Tina夫妻隨著寶寶成長，可以增加不一樣的親子互動等等，每次幾乎待上一個小時左右，「這是我覺得丹麥生產醫療最棒的一環，護士對我們家有一定的了解，她會觀察整個家的狀況，伴侶是否有支持育兒，她還問我有沒有獨處休息、出門散步的時間，當寶寶開始吃副食品時，她也會和我討怎麼準備與餵食，我們建立起彼此信賴的關係。」Tina 說。
同樣在丹麥懷孕生產的 Angie，產前參加了兩次醫院給準爸媽的課程，一次是關於生產的說明與生產時緩解疼痛的選擇；另一次是關於哺乳和照顧新生兒技巧。
產後，她還參加了由公衛護士組織的「媽媽團」（Mødregruppe，英文是mother’s group），在公衛護士的安排下，社區內孕期相近的女性會結成群組（嬰兒6-8週大時，聚集約6位同時分娩的母親），在定期聚會時交流寶寶睡眠、飲食、健康等問題，或是到彼此家裡聚會、一起去公園散步、帶著嬰兒去游泳。
媽媽團之外，丹麥同樣也設有「爸爸團」，讓請育嬰假的爸爸可以彼此相約育兒，市公所甚至提供爸爸育兒專用的室內場地，安排演講和講座，讓爸爸有機會結識其他父親，整體社會文化非常友善父母育兒。
德國：婦產科照顧傷口也照顧產婦身心
今年一月剛在德國成為新手媽媽的思昀，意外提早剖腹產，產後住院六天，進入不斷抽血、打抗生素、吃藥、擠奶的循環中，非常有產後低潮的可能，但德國婦產科非常重視產婦身心狀況，當思昀知道寶寶有六根手指頭時，她在病房看著窗外流淚，想著是不是自己不夠小心，才讓寶寶有這樣的狀況，剛好醫生前來問診，發現她在流淚，馬上拉著椅子坐下，耐心傾聽她的擔憂。醫生這種以產婦為主、用理所當然的態度馬上採取照顧行為，接住了她的情緒，憂鬱也一掃而空。
在住院期間，有醫生問診每天關切，也有社工關心心情、助產士檢查傷口、擦澡、清惡露。甚至在出院後，醫護人員也安排她練習接手幫寶寶換尿布、更衣、拍嗝、親餵和使用乳盾等育兒技巧。
雖然醫生和助產士鼓勵親餵，但產婦會拿到一張可到藥局租用電動擠乳器的處方籤，大大減輕經濟負擔，也讓產婦在哺乳方式的選擇多了支持和彈性。
和很多新手媽媽一樣，出院後思昀哺乳並不順利，不過政府在產前就安排好的助產士 Mona 很快到家裡，協助規劃親餵的節奏和技巧，也示範幫寶寶洗澡、帶寶寶出門、安撫寶寶，「她總是認真傾聽和肯定我的努力，告訴我，You are doing well, Szu-Yun。」這樣的助產士訪視共有約12次，剛開始是每天來，之後變成一週、兩週、一個月，直到寶寶滿三個月才退場，新手父母才終於「畢業」。
當初懷孕時，思昀很緊張問醫生大概準備多少錢，醫生滿臉疑惑得說：「聽不懂這個問題。」本來以為是語言溝通不良，實際上是德國人只要有公保，生產費用就會有保險公司支付，就連產前提供給準爸媽的分娩與嬰兒護理課程，媽媽部分也是由保險支付。思昀忘不了醫生困惑的表情，「難怪這裡生育率那麼高了。」
日本：公共化的產後照護機構，減輕經濟負擔
鄰近的日本，產後照護的文化和台灣類似，但是在「做月子」這件事上卻是透過公共化的服務，來減輕經濟負擔。
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性別文化學文化中心助教曾璟蕙，忘不了自己生產後只休息了3個小時，就自己走去餵奶，在住院的5天內，有助產師傳授各種育兒技巧與經驗，「生產不是生病，產婦怎麼能躺著，雖然日本推動母嬰同室政策沒有那麼明確，產婦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推回嬰兒室，但我觀察，很少看到嬰兒室裡有寶寶。」
曾璟蕙表示，日本媽媽出院後，大多是在婆婆或媽媽協助下，合力照顧嬰兒，如果沒有後援，也能以每晚3,750日圓（約台幣874元）延長住院時間（最長1週），或是申請1個小時500日圓（約台幣116元）的家務育兒幫手（上限20小時）在家育兒。
在此之後，多數媽媽就要開始獨力照顧孩子，雖然這個現象導致日本媽媽產後憂鬱比例高，但也間接讓日本社會對產後憂鬱知覺性也高，一般男性都知道女性產後到半年情緒特別低潮敏感，感覺憂鬱的媽媽也會主動諮詢，或是每天到社區公民館、親子館、公園，互相交流經驗，讓自己有個紓壓、吐苦水的管道。
為了處理產後憂鬱與防止兒童虐待問題，日本產後照顧設施以公營為主，是各縣市沒有統一作法，依照預算發展措施，找助產院或醫療診所合作。
以奈良的產後照顧中心為例，服務對象為區域民眾，限定產後一年內、沒有育兒資源、媽媽身心狀況不佳或是自認無法育兒的女性。產後照顧中心會協助女性調理身體與哺乳諮詢、育兒指導，一天含三餐6千日圓（約台幣1千4百元），如選擇通勤不住宿，則為3千日圓（約台幣700元），不過無論哪一種都只能使用七天。
至於私人的產後照顧中心，則是用來當緊急備案。日本媽媽大多是在伴侶外地出差、幫忙育兒的長輩有事時，才會臨時住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，屬於緊急育兒備案，而非讓產婦休養之用。
以全面性孕產照護設計，減少產後憂鬱風險
曾璟蕙說，日本人很羨慕台灣產後護理機構的服務，但一晚動輒5千元以上的房價，還要住上好幾週，從懷孕到產後要花幾10萬元，甚至更多，高昂的費用讓人卻步。
她分析台日差異，台灣媽媽看似比日本媽媽幸福，有選擇如何坐月子的自由，不用生產完只能靠自己，但這些產後照顧是花大錢換來的，「台灣政府應該編預算提供公共化的產後照護機構，並可參考日本模式，讓助產師、泌乳顧問等分娩與育兒專業人士提供媽媽好的照護，最重要的是，要將女性置於產後護理的中心，不分階級，公共化產後服務應是國家福祉的重要環節之一。」
呼應曾璟蕙的想法，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施麗雯也建議，政府若要推動真正友善女性的生育政策，應提供全面性孕產照護設計，例如將能提供專業提供助產照護的助產師納入產科醫護團隊，並在孕產期間提供產前關懷與產後訪視，減少產後憂鬱風險。
